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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的文化生活

时间:2018-08-02 20:30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像此文是《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主要谈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在文化上推行的政策及其对伊朗人生活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这种生活方式显然为大多数伊朗人,尤其是中低阶层人所接受,当然,中产阶层和部分知识分子除外。好在现在的伊朗自鲁梅尼就任总统以来也开始在慢慢地发生变化,管制开始放松了。我记得,从北京抵达德黑兰机场下了飞机后,坐在接我的汽车后座好奇地观赏德黑兰夜景时(飞机要飞8个小时,但德黑兰与北京时差4个小时,也就是说我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北京登机,当晚德黑兰时间约11点钟即可抵达——作者注),出于对自己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就要生活其中的城市的好奇,就曾问过前面正在开车、也是专门到机场去接我的驻伊使馆经济参赞处二等秘书王超先生说,王超先生当时是我驻伊经济参赞处的一位年轻有为的二秘,个子高高的,帅气而潇洒,人很聪明能干,但为人却谦虚而真诚。我和我太太到伊朗,都是他专门去德黑兰机场迎接的。在伊朗时他对我的工作给予过很多支持。平时在业务工作开展上遇到需要驻伊使馆经参处协调的问题时,多是由他代表官方出面与我一起向伊朗方面进行交涉。工作能力非常地强。他也喜欢研究实际问题,而且研究能力很强。我曾仔细阅读过他当时所写的一篇论述促进中国和伊朗商贸关系发展的工作研究文章的手稿,里面侧重分析了伊朗市场开放的动因、投资环境改善的趋向以及国际环境和伊朗当时的新经济政策对中伊经贸关系的影响等,有理有据,逻辑缜密,文笔甚佳,工作实用性的确很强。还有一事也值得一说,王超先生大约是1991年秋天与夫人赵丽萍女士一起回国述职的。他回国时似乎什么也没有带,只带了他在伊朗购买的一整套三十二卷1985年版的英文原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整整装了好几个纸箱子。这套全书图文并茂、装帧精美、价格不菲(当时估计至少要两千美元,但国内那时却买不到——作者注),都是他们夫妻俩用在伊朗期间节省下来的国外津贴购买的。那个时候外交官国外津贴很少,每月也就一两百美元。那些年,人们回国时一般都是用节省下的外汇到国内各大城市设立的出国人员服务公司购买家用电器,但王超先生则没这么做,而是倾其几乎所有节余从国外买书带回国。此举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令人惊讶。当年我去驻伊经参处送他们回国,看到他们在宿舍里打包这套全书时,心下很是感慨:历史上很多大学者,如现代出版家王云五先生和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等,据我所知,都是在年轻时阅读这套全书得以增长知识、厚积而薄发的。眼前这位年轻的王超先生确实不一般啊!所以,这些年来,每当得知他荣膺高职时我都并不感到意外,反而觉得这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王超先生后来曾任国家外经贸部美大司司长和国际司司长,在商务部部长助理位置上也干过三年,2010年7月升任国家商务部副部长,2014年初改任外交部分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至今——作者注)伊斯兰文化讲求简朴,远离奢华。卡拉OK、舞厅、酒吧和夜总会等都是被严令禁止的,音乐和影视方面也不得违背伊斯兰文化的价值标准。根据1983年伊朗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恢复了伊斯兰传统刑法,多妻制重新合法化。女性被要求严格遵从伊斯兰教规,出门必须用黑布或宽松的长袍裹身并提倡黑纱蒙面,外衣要盖过臀部,头发要用头巾包裹,不能裸露出除脸庞以外的任何部位的皮肤。那一段时期,德黑兰经常开展“整肃着装”之类的运动,大街上到处是所谓风纪警察在认真地巡逻。这些风纪警察有男有女,常穿便衣在街上人多处转悠,专司纠正那些违反着装规定的妇女,轻则训诫,重则罚款。头一年我是一个人在伊朗,所以从未想过出门还有个着装问题需要考虑。第二年春天,夫人来了,使馆也曾通知在伊朗的中国女性出外时需要按照伊朗当地要求注意着装,即出门需要穿长袍戴头巾。对此规定,我们一般都是遵守的。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空旷地带或周围无人时,包括我太太在内的很多外国女士也曾有过取下头巾,拍个照片,然后再将头巾带上的做法。由于比较注意周边环境,还没有遇到过被人当场劝阻纠正的情况。不过,到了1992年秋天,我太太的外出着装还是出了问题。那年下半年,我接到驻伊朗大使馆通知开会。会上有使馆礼宾官员忠告我们今后开车携夫人出门时,夫人即便在关上车窗的车内也必须扎上头巾,不能因图舒适和凉快而取下。因为使馆刚收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份照会,上列有一长串违章案例,说有一些挂着中国外交牌照的汽车在何时何地被发现里面坐的女士没有扎头巾,裸露着头发。照会要求中方督促改进,云云。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我太太确实是偶尔有过这种情况,因为她习惯上车后再系头巾。这么做也算违规了?而且伊方是怎么观察到的呢?后在传看这份照会所附名录时,我果然看到了在这一名录中就有我平时所开的那辆深红色本田雅阁汽车的牌号,且被发现的时间地点就在前不久我的住所附近。自那以后,我太太吸取了教训,每次开车离家前在院子里就规规矩矩地先系好头巾,然后再坐上汽车出门去,尽管很多时候上车时即便开了空调,停在露天院子里汽车内的温度也都热得烫人。其实,我太太还是很喜欢扎头巾的。原因除了尊重当地伊斯兰风俗外,就是她喜欢扎上头巾后显露出来的那种与平时不一样的味道。她从国内带出来几条真丝围巾,还有好几条从德黑兰和俄罗斯买的织有不同颜色和图案带有异国风情的毛织或化纤头巾。当然,自那以后,每次出门我太太头巾便扎得更勤了,忘记扎头巾的情况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根据这些宗教规定的执法也开始逐步地放松了。后来,不少爱美的女人即便扎着头巾上街,那头巾颜色也日渐鲜丽,有人还有意识将有意扎染成绺黄束白并烫得卷曲的额发从头巾下显露出来,以图从其遮盖严实的头巾下面将那一点儿美丽抖露出来。波斯女人身上所穿的袍子也不仅开始出现鲜艳的花色,有些人甚至还悄悄地将原本非常宽大的袍子做出了收腰或将其裁短,以衬托出波斯女子的窈窕来。有的时装商店也开始悄悄售卖一些经过收束改装的颜色多彩的外套和长袍。很多年轻的伊朗女子喜欢张扬个性,不仅披戴颜色鲜艳的头巾,露出的头发也越来越多,加上色彩丰富的外套或长袍,与波斯美女的高挑身材、高鼻深目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性时尚,让人目不暇接。那是1991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偕其夫人朱琳访问伊朗。我与太太也去机场欢迎。我太太那年春天刚到德黑兰时也是穿的那种宽大的几乎是全黑的黑色长袍,也叫“恰朵尔”(波斯语发音 chator),因为在那之前的德黑兰你到处只能买到这种女式袍子。但可能就是那些日子,德黑兰的时尚颜色似乎突然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有除黑色和灰色等暗色以外的各种颜色靓丽的女式袍子出售了。在到机场去迎接的前几天吧,我太太刚在德黑兰的一家时装店买了一袭五颜六色但以松石绿为主色调的印满波斯传统花纹图案的女式长袍,头上再佩戴上一幅前不久刚从莫斯科买回来的、也是印满彩色的俄罗斯民族传统花纹图案的头巾,穿戴起来很是好看。为表示对所迎接客人的尊重,她那天就穿着这套她最喜欢的行头高高兴兴地到机场去了。可是,当戴着黑色头巾、身着黑色长袍的李夫人在穿戴同样黑色衣着的大使夫人陪同下走下飞机,陆续与不算太多的排着队的欢迎者们一一握手并走到我太太跟前时,站在后面的我看到正与我太太握手的朱琳女士看到我太太的那件彩色长袍,突然眼睛一亮,露出有点惊讶的神色,然后转头对陪同的大使夫人说,“咦,她不是穿花袍子吗?”我不知道李夫人下飞机前在穿上大使夫人送上飞机的黑色长袍时发生过什么样情景或有过什么样的对话,但我知道,没有哪个女人会愿意穿肥大如蓬的那种黑色袍子。过了两天,我们到大使官邸接受李鹏总理接见时,果然听说使馆又已经给朱琳女士重置了一套色彩丰富、时尚漂亮、但又不失稳重大方的波斯女式恰朵尔长袍和头巾了。伊斯兰教有不少清规戒律并为穆斯林确定了在生活、个人文化、饮食、穿着以及学习方面的生活方式。不仅生活中,就是艺术和体育方面,女人也不能抛头露面。许多描写女人不符合教规穿着的文学作品被封禁,所有显示女人穿短袖衣裤不扎头巾画面的国际新闻、体育报道以及几乎所有外国电影、电视剧等也都不准播放。由于两伊战争,革命后伊朗的电影业还没有复苏,上映的伊朗国产电影并不多,即便有也大多与宣传伊斯兰革命文化以及当时的两伊战争有关。由于不懂波斯语,那几年我几乎没有去德黑兰的任何一家电影院看过电影。很有意思的是,《地道战》和《地雷战》这两部中国抗日题材的影片不知为何却获准在德黑兰的电影院里放映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还挺受欢迎。最初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伊朗与我国外交关系比较好的缘故吧。但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这两部中国电影之所以会被允许在当时的德黑兰上映,可能与电影中出现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很有关系吧?在我印象中,这两部电影镜头中的中国女性,无论年轻或年长,几乎都总是穿着一身肥大而臃肿的棉袄(夏天也是长衣长褂)并大多在头上扎着一个白肚毛巾。伊朗当时的电视节目除了新闻外,大多是诵经或讲解伊斯兰教义。电视屏幕上则常常是一位主持人(大多是男性,偶尔也有蒙着头巾的女性播音员)念新闻,很少配有电视画面。诵经的一般是一个大胡子男人,也叫毛拉(Mulla)——伊斯兰教职人员,国内多称之为阿訇,在每天既定的祈祷时间内在电视上带头颂唱着可兰经,以引导人们祈祷。当时,德黑兰的各个区街的一些电线杆或建筑物上都挂有那种老式的圆形大喇叭。每天天一亮(有时天还没亮),这些大喇叭就开始播放诵经声了。穆斯林习俗是一日五拜,这五次祷告分别称为晨拜、晌拜、晡拜、昏拜和宵拜,每周还有一次的聚礼拜及相关节日的会礼拜。这也就是说,这些街上的大喇叭平均每天至少要响上5次。平心而论,无论是电视里还是这些喇叭中诵经的大胡子毛拉们,百分之百都是好嗓子,其嗓音无一例外地充满了浑厚的磁性,且精通韵律,诵经的语调则抑扬顿挫,低则婉转徘徊,余音绕梁;高则高亢激越,直上云霄,都是难得一闻的男高音。我不懂波斯语,但每次听到这些都是用动听的男高音吟诵出来的诵经声都会觉得很新鲜,也觉得很好听,但时间一长,便不再有新鲜感。这也许就叫声乐欣赏疲劳症吧。伊朗人的家里或工作场所都备有一间祷告室,地上铺着素色为主的波斯地毯,某处角落上还放有可兰经或从沙特阿拉伯麦加等圣地带回来的若干个深色圆润的小石块。只要一到祈祷时间,都会很自觉地走到那间房间里去跪地俯首,面向房内标识好的麦加的卡巴圣堂方向虔诚地祷告。为了尊重这一宗教习俗及方便工作,我们在与伊朗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进行商务洽谈时,一般都会预约在上午某个时间,下午因1-2时以及3-5时穆斯林需要做晌礼和晡礼(具体时间因季节和天长夜短不同而有较大区别,但每月底伊朗官方会公布下月每天具体祷告时间的——作者注),约见谈项目很不方便。刚去伊朗时由于不了解,我曾与伊朗工业部一官员某次就约在下午2:00时见面。可他因晌祷刚结束又必须先处理其他急事,与干坐在他办公室等他的我和助手小谭见面时已过了半个多小时。结果双方还没有谈上多长时间,外边诵经的喇叭又响了,他又要去隔壁房间做祷告了。于是我只好在他一再表达歉意下有点尴尬地告辞走了。伊朗人是很喜欢体育的。如伊朗足球,到今天仍然是亚洲的一支劲旅。但当时伊朗对于体育比赛的很多项目类别却进行限制,观看体育比赛也有严格限制。比如,男子项目只能由男人观看,女性观看是不被允许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再如,女性的体育项目,如球类、田径及所有可能会让女性裸露皮肤的体育项目也都是被禁止开展的。伊朗女性除了无须更换衣物,甚至连头巾也无须取下的射击类项目,可能再也没有什么体育项目可以一展身姿了。所以,那段时间能在伊朗观赏到一场体育比赛,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奢侈。但于我而言,有时想惬意痛快地看一场喜欢的体育比赛却并不容易。记得1991年初我太太来伊朗后没多久,正好碰上中国手球队访问伊朗。中国国家手球队的5号主力叫宋安文,全国青联委员,也是我的好朋友。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决定带到德黑兰后一直闷在家里几乎憋出病来的太太去看中国队与伊朗队的手球比赛,心想中国手球水平不低,手球比赛竞争性和观赏性也很强,肯定值得一看,而且,要是再能一睹老朋友宋安文的矫健球技和风采,岂不是更好?(后来才得知那次是中国青年手球队访问伊朗,当然那次是不可能看到宋安文的——作者注)于是,在从大使馆文化处搞到两张座位很好的位于主席台的贵宾门票后,我便开车带太太一起兴冲冲地到德黑兰国家体育馆去看比赛了。其实,伊朗国内就关于禁止女性观看体育比赛的话题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最近似乎会发生变化。据人民网报道,2014年6月20日第25届世界男排联赛在德黑兰举办。伊朗队在主场对阵意大利队比赛前,德黑兰当局禁止女球迷和女记者进入体育馆看球,而且在接下来的27日和29日伊朗迎战波兰的赛事中,女性也被禁止观赛。对此,革命卫队方面解释称这是为了“保护女性不受现场男性球迷的猥亵举止侵扰”。此事在伊朗引起不小争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称,在当日比赛中,女记者被体育馆方面要求离开。不少手持正规证件的女记者与体育馆方面对峙,一些女球迷还在体育馆外举行小规模抗议活动。一名女记者事后通过社交网站说,因不满被拒绝入内,自己被当局拘押达6小时。伊朗官方通讯社还说,当局针对女性的“禁止观赛令”甚至引起现任伊朗女副总统莫拉维迪女士的不满。面对媒体时这位女副总统表示,总统鲁哈尼已就这一问题寻求解决之道。而我们知道,鲁哈尼总统上任后曾多次表示反对对男性和女性进行性别隔离,包括在大学中,并谴责那些反对允许女性进入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的政治家。但在当时,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男女有别非常严格。即便是十来岁的小学生,只要是男女同班的,上课时也是男生坐一侧,女生坐另一侧,中间过道上还用帘子隔开。曾经有伊朗朋友诚意邀请我和太太去出席他的一个亲戚的婚礼。有了那次看球被拒的教训,我在接受邀请后咨询了一下相关人士,发现伊朗的婚礼也是男女宾分开进行的。于是就找个借口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还好办,可我太太语言不好。她一个人可能无法应付婚礼上的那种陌生而复杂的人文环境。不过事后想想,就这么轻易放弃了这么一个了解伊朗风土人情的大好机会,还是有点遗憾的。虽然男女有别,对女性社会活动的限制较多,但伊朗妇女地位还是逐步得以改善和提高。这在2013年鲁哈尼总统的新内阁中经选举有了第一位女性副总统莫拉维迪而达到历史最高峰。不仅如此,伊朗妇女普遍文化程度较高,女性白领也很多。据报道,近些年伊朗大学女生数量已明显超过男生,占到总数的65%,2012伊朗大学录取新生女性也比男性几乎多上一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通讯技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和电脑。(当时德黑兰的国际长途电话打起来很费劲,有时给国内总部通一个电话,都要凌晨四、五点钟爬起来(国内是早上八、九点,正好上班——作者注),乘国际线路较空闲时拨电话耗时可能最少。即便这样,一个国际长途电话也往往要拨上十多次,甚至1-2个小时才能如愿。我办事处连传真也是1991年以后才用上的,并且使用起来与国际长途电话一样麻烦。可在那以前,情况更糟。我们与国内公司总部联系只能靠我驻伊经济参赞处的一台当时很先进、现在则早已失传的电传设备,边查电码本边仔细地在一根长长的纸带上用打孔机打上一连串长短不一、排列有序的孔洞,然后将其输入电传设备,以此来传送用阿拉伯数字显示的明码信息。在这种几近闭塞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到处去借国内的录象带看就成为晚上或周末等闲暇时光打发时间的最好的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当时我国驻伊朗大使馆以及经济处和商务处都备有一些国产或港台故事片录象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在体制上还是分开的,相对独立的。一般国际贸易业务归经贸委管理,而国际合作业务则交由各省市政府的对外窗口公司——国际合作公司统一经营。与此相对应,我国驻外使馆也大多分设经济参赞处与商务参赞处,前者负责管理国际工程项目,后者则负责协调国际贸易事务。这种奇怪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03年国家商务部的设立——作者注)这些录像带大多是外交官或信使顺便带到伊朗来的。但数量毕竟有限,想看的人又多,能供借出的带子少之又少,没过多久就被我们全部浏览光了。偶尔听说使馆到了什么新带子,也要电话预约,排队等上一段时间才能看到。1990年秋季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录像带我是到1991年初才看到的。还有,人的业余生活也不能全都吃了饭就歪在沙发上发呆看录象,是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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